严歌苓:写作是自讨苦吃,但不写我会死

大多数人乍一听到严歌苓的名字会觉得陌生,可一听到她的作品,你马上就会觉得耳熟能详。

张艾嘉的《少女小渔》、陈冲的《天浴》、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归来》以及冯小刚的《芳华》等都是改编自她的作品,甚至《芳华》中的萧穗子就是以她为原型,而她也是《芳华》的缘起。

严歌苓曾经说:“40年前的中国非常贫穷,那时大家那代人最富有的就是故事。”的确,严歌苓算是一个高产高质的作家,她还是一个有故事且善于讲故事的人。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她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透明,20多年后,不论在内地港台还是大洋彼岸好莱坞,她都成了文学和影视界不可忽略的风云人物。

在中国,从早期的张艾嘉、陈冲、李安、到现今的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李少红这些今天大家熟知的导演们无一没有和她合作过。随着她的作品一部一部鲜活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她也开始在中国文坛,尤其在影视编导方面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时代记忆下的“女性群像”

在中国文坛,有实力的大家很多,严歌苓算是我个人觉得最灵气的一位,因为她实在太擅长于把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一个个鲜活生动、扣人心弦的大背景故事。

她生于50年代末,成长于70年代,80年代后期留洋海外,90年代开始做编剧,暂露头角。因为有着多年海外生活经历,严歌苓的题材相对自由广泛,文字也有东西学问的微妙。

“艺术来源于生活。”她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她的切身经历,而她又恰恰成长在一个变幻敏感的时期,所以她的作品都呈现出诸多不同时代的独特气息:军旅与社会、过去与当下、憧憬与现实、国内与国外、东方与西方、迟暮与青春、战争与和平等等。

她的作品之所以能被许多大导演争相改编,是因为她的小说非常有格调。

这种格调不仅仅指她的文字,而是说她熟谙商业需求和文字思索之间的平衡。她有故事,有戏剧冲突,有经典形象,而且也有特殊的合情合理的时代为格局,这样的框架配之以自然生动的文字,只需稍加修改便是一部栩栩如生的影视佳作。

严歌苓的作品大多是以脆弱的、处在边缘化的女性视角出发的。正如她自己所言:“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

她笔下的女性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和缺心眼,她们都是处在边缘的社会弱势群体。可是就是这样的弱女子,往往如清水般折射出丰富、复杂、肮脏或高贵的现实和人性。

“她是天生的妓女?她是旧不掉的新娘。”

严歌苓早期作品《扶桑》中这一句话看哭了许多人。

被人骗到异国他乡遭人亵玩的扶桑如同潮湿的青苔,湿哒哒,同水一样清澈,同水一样浑浊。她清澈,因为她从不觉得自己受到巨大的侮辱,而选择了灵肉分离般的顺从;她浑浊,因为在世俗人眼中,她迎合了污浊和下流。

这种软泥一样的温柔和平静放在淘金时代旧金山的中国人身上,叫“隐忍”。华人圈的隐忍像是刻在骨子里“和”学问的外溢,也许那个时候是不可言说的伤疤,可是久而久之就会结痂。

扶桑的顺从招人厌恶,可是这就是她的生活,她接受了。扶桑的傻痴恰恰是她抵御世间伤害的羽翼,不带情绪就不会受伤。

原著中有一句话很能代表这本书所阐述的“忍”:“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主体,它盛着无论多么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

除却像扶桑这样身心都柔软的女子,严歌苓还描写过《金陵十三钗》那群在战火中妖艳却异常坚韧的秦淮乐妓。

严歌苓笔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人视为低贱的人物往往活得最真实,并且有情有义。

她们可以脱下风情万种的旗袍,减掉精致的卷发,不再雾里看花,而是像烈士一样英勇就义;她们可以身处欲望之城,化身赌场翘楚,游刃于毫无人情味的地方却拥有七情六欲;她们可以是大胆前卫、融入中国浩荡的日本女人……

严歌苓笔下的女人,从来不是英雄烈女,可是却在屈辱痛苦中活出了棱角。同样,她笔下的男人都是畏缩无能的,可是在堕落中又生了梦想和希翼。

这些男性女性都没有傲人的社会地位,可是他们在各种学问、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丰富深邃的“人性色彩”,有所伟大,引人悲悯。


现实与人物的完美融合

严歌苓和冯小刚一样都有着多年文艺兵的军旅生活,所以当冯小刚提出留住文工团那段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芳华》诞生了。

严歌苓年少时自告奋勇去当战地记者,在野战医院采访了那些伤员战士后,她发现以前钟爱的舞蹈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了,所以和父亲一样转行当了作家。

她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以及著名的《少女小渔》。

后来由巩俐和陈道明主演的《归来》就是改编自严歌苓笔下的《陆犯焉识》,这个故事的原型取自严歌苓的祖父和母亲。

陆焉识在继母的指腹为婚下娶了冯婉瑜后,和所有时髦青年一样开始躲着这个他瞧不上的妻子,跑到美国浪荡。

而冯婉瑜是个典型的传统好妻子,她恪尽本分,用自己的努力感召丈夫的吝惜和爱敬。结局陆焉识“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来一直爱着妻子但因为当年的“强塞”才表现抗拒。

严歌苓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构思这部作品。她答应过父亲一定完成这部关于祖父的回忆小说,可是父亲来不及看这部作品就离开了。

而书中一心等待丈夫爱怜的冯婉瑜恰如生活中的母亲,她也热烈地爱过父亲,可是父亲却没有给予她同等的爱,而选择了他人。

后来她也特意为母亲创作了一个形象,即《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

“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的感觉很幸福,即使结束与失去也不让人悔恨。”

母亲对严歌苓说的话,某种程度上让我觉得这部作品尽管结局不圆满,可还是教会了大家对婚姻更深层次的理解,原谅和放下,深爱和付出,无私和等待。这也是严歌苓从祖父和父亲那两代人身上看到和悟出的哲思。

严歌苓的作品时常让人有过影片般的深刻带入感,因为她写得真实,故事讲得也诚恳,而这都切切实实源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多人都说她像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作家,因为她可以把她经历过的一点一滴化为一本长小说。

这种天赋给了她许多赞誉,可她对待自己的作品始终很理智,在很多采访节目中她都强调自己的写作手法而不是真情实感。然而事实上,读过她的作品,了解她的生平,你就会发现她把自己放在旁观者位置的时候,其实参与的反而更加深入。这也就是为什么读她的作品会觉得余韵深长。

很多作家都会把自己的切身经历写进书里,严歌苓也是这样。可是她颇有天赋,即使在描写人性冷冰冰的鞭笞时,她也能让人觉得有暖烘烘的热烈和希翼。这就如同她这人一样,平静如水却始终坚韧、坚持、向上。


自律与坚持的“女儿本色”

严歌苓说:“我12岁就是成年人了。”

她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外在的喧嚣和内心的彷徨让她跑去当了文艺兵。

那个时候她没有天赋,所以她开始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练功,含着眼泪劈叉,后来她连写信都保持着劈叉的姿势。

转行当了作家后,严歌苓开始在闯荡美国的孤独中大量进行写作训练。她以那些文学泰斗的自律来约束自己,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和力量。

“他们对待自己每日的艺术创作就像对待一件宗教功课:只求心灵付出,不求肉体获得。”

从1991年的暑假开始,严歌苓开始坚持每日写作五六个小时,即使打工之后精神涣散、全身疲软,她也要喝杯咖啡提神写作,后来她自己都戏称自己“写稿佬”。

军人的作风和职业化的写作训练,让她始终都保持着良好的写作习惯。她说写作就是自讨苦吃,可是不写她会死。

“对于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达到那个敏感点、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像窝囊废。”

她为了写《小姨多鹤》去了日本乡下看人垦荒;写《妈阁是座城》去了澳门赌场看人赌博;写《老师好美》去和高中生通信交朋友……这一切都是她对自己“写作事业”的“投资”,而且不得不说,她是个踏实的“投资家”。

目前为止,她已经写了30多本小说了,其中半数以上被拍成了影片和电视剧。

不管是哪位作家名人,哪怕好评如潮的莫言先生也会有人觉得他配不上“诺贝尔奖”,人们对严歌苓的作品更是褒贬不一。

可是撇开她在业界的知名度和作品,单看这个人在写作方面的固执,便正如出版人张立宪所言那样:“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在虚度光阴。”

我相信即使人们不喜她的笔风,也不敢否定她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异禀。这样一个本身就有天赋的人却时刻保持着一个作家的警惕和直觉,时刻提醒自己以写作为生,大家这样的普通人又为何懒散而碌碌无为?

她身上有着六七十年代常识分子特有的一股“劲”,落在个人身上,就是对写作的自律和坚持。她和她笔下那些女性一样,多情、固执、鲜活、蓬勃,有着一股野蛮的生命力。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常常对成名的作家说着酸话,说他们的出名全是因为那么偶然的一两部好书罢了,可是在我看来,实实在在地说,是一个好作家成就了好作品。

能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大多都是像严歌苓、莫言这样“接地气”、身上有股“劲”的;而能有成就的普通人大多是像严歌苓、莫言这样能“一条路走到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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